经济发展方式，它是一种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和使用的形态。既是国家的科技进步、市场发育、社会发展和管理创新的必然结果，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杠杆和象征，同时还是一种治国理念的客观反映。
因而，选择什么发展方式，不能随心所欲，而必须与国家生命发展期间相适应，倘若一旦错位，必然弄巧成拙。很显然，国家(企业)经济转型发展，能否根据新经济的本质要求，正确确立相应的发展方式，不仅将决定着人们的努力能否成功，而且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着国家、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未来。
之所以新形势新经济环境下，国家(企业)的经济发展方式，将从过往那种一骑绝尘的以自然资源、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为代表的“要素式”主导，转变与升级到以发掘事物、市场、经济和社会潜能为基点，以越然的互动性、勾兑性、创新性为切入点的“可塑式”主导，乃是因为：
过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功，都是追寻着一条实现经济产出的单纯经济增长轨迹，其核心在于片面地追求国民经济更快的增长速度和总量的扩张。因而，那些资源、技术、土地、人力和资本等显性要素，就无奈地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敲门砖。尽管不同历史时期、不同经济发展阶段，随之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，而对各要素的依赖有所不同，但都不可否认地打上了要素的深深烙印。
而这一切貌似颠之不破的必然，都是建立于地缘市场和短缺经济的松软沙盘之上。随之世界经济一体化、买方市场和互联网的兴起，构成生产力的三要素中，无论劳动者、劳动工具还是劳动对象，都在一个国家（区域）或企业的商品价值或财富的实现中，已经不在是笃定的必要充分条件。尽管不可否认拥有这些资源禀赋，或多或少具有些许比较优势，但截然不是独有的专利，人们将可以从其它市场获得。更为甚者，那种无妄之变的“要素式”发展方式，不仅客观上存在排它性使之聚合效应有限，以至拓展空间能力不足；更重要是缺乏大经济格局所应有的可塑性，导致一种经济活动的价值含量少之又少，并随之竞争利润空间越来越窄，从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价值规律的俘虏。
还必须看到，这种粗放型的外延式发展模式，也正是那些新兴体国家经济发展一度牛气冲天的实质。大凡这些国度都拥有进行处延式发展的良好客观要件，而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又为“乱棍经济”大行其道开了方便之门，更兼那种权力与资本结合状况的放纵所产生的非正常要素流动，使这些国家揠苗助长出了一时的风光。可悲的是，很多政客不知究里，不能看到“好防佳节元霄后”
所潜伏的大危机，竟然恬不知耻地梦呓找到了宇宙真理，以至于潜意识里萌生出了对于革固鼎新的抗拒，并且还不可一世的沾沾自喜领导艺术。
如此急功近利的后果，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。曾经就有一位台湾政客慷概直言：“大陆什么进步最快，什么倒退最深？返乡祭祖思考后发现：凡是表面看得见的，进步最快，比如道路、高楼、照明等；凡是看不见的，倒退最深，如文化、信仰、道德等。外国人初到中国，往往赞叹有加，但住时间越长，负面评价越多。五千年国家依然靠谎言前进，不能不说是个悲哀吧！”
因而，历史与现实都清楚地表明，依靠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、运营模式创新，实现内涵提高式的集约型增长，不仅达成包括单纯的经济增长，而且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、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提高，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与和谐等，就成了世界经济转型发展与新跨越的必然选择。换言之，国家(企业)发展方式的大调整，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大趋势。
毫无疑问，那种互动性、勾兑性和创新性为切入点的“可塑式”发展方式，正是实现集约型增长的必由之路。它是一种利用事物于不同的环境影响下，某些性质能够发生特殊变化，并逐渐形成新类型的一些特性，而进行超然地、创造性地和环保地发展社会经济的大智慧。
不言而易，这种能够极大地化贫庸为伟大、化无形为有形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，与过往那种低层次的“要素式”主导的发展方式，存在天壤之别：
一方面，“可塑式”能够极大地节约和修养要素资源。由于它是以发掘国家、社会、经济和市场等客观事物的潜能为基点，不仅能够使自然资源等显性要素获得根本性保护，而且还将使等量要素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。它彷佛工艺作坊随处可见的一块胶泥，置于能工巧匠之手就能变成价值不匪的珍品，而落入蛮夫就将贬值成俗不可耐的泥团。
另一方面，“可塑式”能够形成别开生面的鸡尾酒疗法。通过超然大格局谋定所产生的聚束效应和市场穿透力，拓展生存发展空间、以时间换发展空间、辐射带动区域经济、挖掘潜在消费和开辟新市场，以促进消费和消化产能过剩，从而不仅达成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发展，杜绝行政性压限产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破坏；而且实现变被动经济结调整为主动调整、变被动区域合作为主动引领、变被动的等待市场为培育和创造市场，变被动的市场配置为推动市场对接，更为甚者，还将实现经济、政治、外交和国防等方面矛盾的转换与消融。
再一方面，“可塑式”能够产生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效果。通过超然地实现大范围、多元素、多内容的要素勾兑，将达成那种渠道整合与思维变革的运营模式创新，既能够给予那些枯燥的物质注入精神而推动商品增值的元素，又能给予物质实现局部之间有机的组合而达成1十1大于的功效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世人津津乐道的大清王朝胡雪岩商业帝国之成功，并不在于企业组织方面有什么独到，而根本上就是得益于成功的勾兑。正如西方心理学著名的“整体性定律”所言：部分相加不等于整体，整体大于局部之和。整体不是局部简单的相加，而是局部之间有机的组合。
需要表明，这种别开生面的“可塑式”发展方式，并非是一种想当然的主观臆断，也并非是那种简单的区域行政或经济的整合，抑或并非企业重组所能与之相提并论。虽然那些拉郎配的行动也归于该范畴，但仅属于非常浅显的层面而已。能否达成真正意义上的“可塑式”发展方式，不仅要看概念创意的超然性和相关内在关系，还要看所括内容的价值含量和根本实施对策。
如此说来，国家(企业)经济转型发展中，如何才能就应对方略(项目)进行“可塑式”的价值测定呢？从理论与现实看，可借鉴土壤学的“塑性指数”和“塑性界限”两个围度去观察，或许从中可以获得一些深刻的启迪。
众所周知，有关土壤学的研究中，一种粘性土质量如何，就是以“塑性指数”和“塑性界限”两项指标加以评判。前者是在一定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影响粘性土特征的各种重要因素，它能综合地反映粘土的矿物成分和颗粒大小的影响；而后者则是指粘土从半固体状态转变为塑性状态时的含水量。
反映在国家(企业)经济转型发展中，对于那些“可塑式”项目的价值表现，则是一个表明特定项目所勾兑的要素多寡和模式创新程度，而另一个则反映项目所勾兑的相关要素的交融度、价值链长宽度和所创盈利点之多寡。
显而易见，财富新贵阿里巴巴帝国的成功，其个中精髓也正在于此。阿里掌门人马云点评香港首富李嘉诚时，曾意味深长地感言：这是互联网的时代，已经不属于李嘉诚了。他在那个时代是了不起，但是现在不可能再出现一个同样的李嘉诚。马大帅还抓狂脚似的调侃：其实自已没什么了不起，真正厉害的是时代，跟随这个时代而崛起，不过就是如此而已。
个中不难悟出两个极其重要的道理：其一，成功的关键就是要看清大势，抓住大势，并顺势而为；其二，“要素式”主导已经穷途末路，“可塑式”主导是历史的必然，方兴未艾。不管是一个人、一个企业、一个园区、一个政府，把握未来大势比所有一切都重要。因而，认清这般大势、顺应这般大势、
谋得这般大势，是实现国家(企业)经济转型取得大成功的关键之关键。（未完待续）